“梦是我不需要去建造的混乱机器，”Carsten Höller 此前对 designboom 说。他着迷的是那些打断我们惯常控制感的体验。对他而言，梦代表了一种对现实的异常扰动：心智生成出一个感觉完全可信的环境，即便知觉变得不稳定、自主运动消失了。

Höller 通过一系列装置探索着这种相关的不确定性——从引发身体眩晕的滑梯，到旋转的床，再到那些干扰我们体验周围方式的穿戴设备。

1994 年的那副护目镜

Höller 的《Upside-Down Goggles》（反转护目镜）于 1994 年首次呈现，它会反转佩戴者的视野，让熟悉的环境上下颠倒。简单的动作——走过一个房间、伸手去拿一件东西——突然需要另一种注意力。空间可能没有变，但穿行其中不再那么直觉。

回到 1890 年代，美国心理学家 George M. Stratton 想要弄清楚：既然投射在视网膜上的像是倒的，我们为何又把世界知觉为正立的？为了研究，他造了一副能反转视野的光学装置，借以观察自己的知觉与动作如何回应这种陌生的安排。

21.5 小时，然后是 87 小时

在他 1896 年发表的第一次实验里，Stratton 在三天内戴了这副装置 21.5 小时。紧接着在 1897 年，他又做了一次更长的观察：八天内戴了 87 小时。

当他在花园里走动、穿过周围的村庄时，他记录下把自己的动作与所见协调起来的种种困难。空间关系变得陌生，迫使他重新思考“通过视觉所感知到的东西”与“身体的经验”之间如何关联。Stratton 的观察帮助把“视觉适应”确立为心理学的一个研究课题。他的实验提示：知觉远不止是被动接收图像，而是由视觉、运动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所塑造的。

五分钟，与八天

Höller 描述说，只戴上五分钟，他就能注意到知觉的轻微偏移。而当佩戴者开始移动，体验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：形体似乎互相滑入彼此，物件看上去意外地近，或者意外地远。

视觉倒置只是效果的一部分——运动改变了事物之间表面的关系，并让周围空间变得难以判读。

这些观察把作品带回了“视觉”与“身体经验”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几乎从不需要去思考如何判断一段距离、伸手拿一只杯子，或者绕开一把椅子。这类动作依赖的是“所见”与“如何移动”之间持续不断的协调。护目镜打断了这种协调，把熟悉的姿态变成了不确定的动作。而且，“适应一个陌生的图像”与“在它所呈现的世界里感到自在”，是两件不同的事。

两种时间尺度

Stratton 的实验探索的是长期倒置视觉下可能发生的变化；Höller 的观察则从戴上装置的几分钟开始——那时知觉可能已经开始偏移，但动作依然陌生。佩戴者必须在一个“细节上仍然可辨认、但行为举止不再如常”的世界里行动。

Höller 的护目镜让“在一个普通空间里穿行”这件事，重新变得不确定。那些通常被忽略的东西——视觉、距离与运动之间的协调——忽然浮出水面。

这类把感官重新编程的作品，近年在国际展览中并不少见。坂本龙一《观音·听时》用七组大型装置让声音被“看见”（参见坂本龙一《观音·听时》登陆台北北美馆），Es Devlin 则用一间复刻工作室与一张 30 年长桌梳理自己的创作方法（参见Es Devlin 三十年）。它们的共同点在于：观众不是站在外面观看，而是被放进一个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感知的环境里。

对想去体验的观众来说，值得一问的或许不是“世界倒过来是什么样”，而是：当熟悉的动作变得不确定，我们究竟有多依赖那些从未被注意过的身体协调。SEEEEART 会继续跟进这类以知觉为议题的展览。